大学是新文化的生长点。实施现代文化战略，需要以大学为轴心，建立文教特区，作为社会改造的内在动力之源。
迄今为止，中国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首先是禁忌打开后膨胀的物欲冲动，然后是与全球化带来的外部刺激。
人们关注的焦点，通常在人的生存环境及体制，而不是人本身的内在状态。只有针对社会生活的经济战略、政治战略，而没有旨在改变人本身的文化战略、教育战略。人们也强调文教科技的重要。但那只是服务现实的工具，或是反映生活的影子。
改革开放主要是在政治－经济二维平面上展开的。由于没有文化的先导，没有人的创造力的提升，仅凭利益的驱使和外力的推动，必然造成利益集团的争夺，公共资源的流失，社会信任度的降低。最终陷入自我纠缠，并受制于外部强势力量。
国家文化动力体系的脆弱，民族精神积蕴的匮乏，个人精神空间的狭窄，造成了社会进步的根本障碍——只是以凝固的文化模式（传统或外来）机械复制、被动模仿，其结果是低层次，低价值，无后劲，无活力，没有自主性，没有创造性。
文化战略要超越近视、狭隘、肤浅、平庸观念，如经济中心论、市场至上论、体制决定论、文化反映（及反作用）论、教育服务论、科技万能论、简单开放与单向接轨论等，旨在积极地激发、调动、改造（而非保守、炫耀、自慰）内在资源，能动地选择、综合、同化（而非照搬、模仿、异化）外部资源，在自主与接轨的张力中，建构更具生机、更有后劲的社会动力体系。
文教兴国战略的实质内容：其一，形成民族内部有凝聚力的基本信念、认知方式、普遍良知及情感认同；其二，建立精英群体的成长机制，并树立其在社会变革中的文化权威；其三，提高全民文化素养，形成社会的内在动力体系，推动经济、政治、法律及整个社会生活的变革和进步。其四，以新文明的主人姿态主动、自信、开朗、坦然地走向世界，主导全球化进程。
文明是自上而下、由内而外建构的。大学是文明的象牙塔。它超越平面的世俗生活，展开深度的反省与创造，从本源上提升生命创造力。没有真正的大学精神作为向导，什么一流大师，高新科技，文化复兴之类概念，都是滑稽可笑的。
文化的重建，显然不能被动接受外来的、传统的现成观念，也不能来一场全民宗教运动，也不可搞政治意识形态运动，更不能再搞文革式的群众运动。只有依靠两个组织及其联盟，自上而下地推进文化建设，其一是大学，其二是政党。
大学是文教兴国的战略轴心，它的地位应取代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的经济特区。大学的文化推动与市场的经济推动，分别构成现代进程的内在动力和外部动力，方向相反而互为补充。只有内外联动，才能启动夹在中间的体制变革。
政党是现代进程的基本组织力量，它必须以现代文化建设来维持生机，医治腐败。与西方政党相比，中国现代政党的社会使命并不止在政治上，还必须首先完成西方前现代由教会、大学、贵族宫廷完成的文化使命。国共两党最初都是体现新的民族革命精神的“准大学”。政党的内在灵魂是其文化理想，外在手段是政权操作。当灵魂支配手段时，它是进步的、生机勃勃的。但当手段窒息灵魂时，就会走向保守、反动、腐败、崩溃。因此，政党的生命力取决于其“准大学”性质能否保持。
20世纪中国社会的每一个积极变革和重大转折，都是大学、准大学、泛大学开创的新文化运动引导的。
20世纪中国最大的幸运在于，那些伟大的先驱们在军阀混战、敌寇入侵、民族危难的水深火热之中，能够想到从大学运动着手，聚集优秀青年，培植复兴栋梁，激发出民族凝聚力及创造力，开辟新的发展空间，开启崭新的历史进程；
这个世纪中国的不幸也在于，在平常年代里几乎没有真正意义的大学，能够超越当下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的需要，摆脱功利主义诱惑和教条主义支配，自主地履行其文化教育使命。最终沦为没有灵魂的工具，必然陷入僵化与腐败。
80多年前，留学德国并深受现代大学之父洪堡的大学理念影响的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几年间便培植了中国现代文化和民族精神。以北大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真正起点；没有北大就没有共产党，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黄埔军校、延安抗大、西南联大凝聚了现代中国独立、解放及建设的伟大力量，这个民族才真正站立起来。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本来具有准大学功能。80年代以来的经济特区取代了大学的功能，从外部引进现代文明，刺激了经济的繁荣。
文化是内心的事情，要用心灵来培养。这个过程是独立的，不能依附于经济体系，或者行政体制。它一旦抛到市场上炒作，或者框入体制内去编织，就会畸形乃至死亡。市场上经营的只是消费文化，是外在于心灵的消费方式。意识形态的思想教育一旦脱离了文化信念，沦为政治功利主义的工具，只剩下空洞的宣传口号，滋生虚伪的投机表演。文化战略的立足点在人们心灵上，首先扎根在大学文化土壤里。只有大学，真正意义的大学，才可能建构全社会最自由的，超越现实利益的文化天地。
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形成国家文化教育特区，以现代大学为战略基地进行辐射，提升全民的现代文化品位，形成民族内部的发展动力体系，自上而下地推动社会经济、政治、法律、道德及生活方式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应当明白，在良性的经济、政治、文化结构里，大学文化运动不是社会动乱的温床，恰恰是民族振兴的号角。
21世纪中国，需要全面引导现代进程的文教特区，摆脱目前经济－政治二维平面上的改革中出现的外部牵制、内部腐败的困境。需要确立以现代大学为轴心的文教兴国远程战略，恢复、充实、改造党和军队的现代文化内涵，全面形成民族内部的动力体系，才能创造可与蔡元培的北京大学、孙中山的黄埔军校、毛泽东的革命队伍、邓小平的经济特区相媲美的恒久遗产。
外部强势力量作为现实，横梗在我们面前，迫使人把现代进程归结为经济建设、政法体制改革，却把自身的文化、教育当作服务于经济、政治的工具。但我们必须明白，一切现实的利益、可见的权威、显赫的名声都是转瞬即逝的。谁培养了下一代社会精英，谁就真正掌握了历史，创造了未来。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仍然潜藏着的文化生机和精神冲动，才是我们的希望！
中国能够，而且应当成为人类新文明的一个中心。
